海光寺大钟为光绪四年(1878年)时德国铸造，重13000斤，三年后作为德国送给清王朝的礼物运抵天津，清廷遂令李鸿章择地安放。李鸿章认为海光寺是康熙和乾隆驾临的地方，于是把此钟挂于海光寺，并派机器局的7名技师在钟上刻了全部的《金钢经》经文，但这7名技师在刻完经文后不到100天便相继死去，成为当时天津百姓传说中的一个谜。奇怪的是，对这7名技师之死，在天津的史书文献中却找不到记载，记载此事是1925年，由一个英国人拉斯姆森.D.Rasmussen)编写出版的英文书籍《Tientsin》天津中记录的。
 
　　罗澍伟教授告诉记者，这本书的作者是当时远东泰晤士报——华北明星报的记者，在1878年就到了天津，此人不但是个记者，而且还热衷研究中国的历史，对于中国的近代史了解颇多。在他的这部书中，不但记载了7名技师的离奇之死，还记载了醇亲王奕巡视海光寺，其中还配有奕与李鸿章等人的合影照片，而照片的背景就是当时的海光寺。遗憾的是，此书也只是记载了7名中国技师死亡的时间，并没有描述出是如何死亡的，死亡的症状也没有进行描述。民间对于此事的说法始终众说纷纭，其间夹杂一些封建迷信的说法。

　　带着对这一谜团的疑问，记者走访了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中毒科的单宝荣主任。单主任对此分析说，单纯从医学的角度讲，铜本身不会对人身体造成重大伤害。当时的工匠采用什么方法在铜钟之上撰刻经文至关重要，这不仅关系到什么原因造成的工匠死亡，也关系到冶炼技术研究与卫生防治。海光寺铜钟作为铜与其他金属的合金制品，可能含有其他重金属，但这些重金属只有在冶炼过程中才会产生有毒的物质，冶炼铸造成形后，不可能再对人构成健康的威胁。如果说，在撰刻经文过程中产生的金属粉末被工匠大量地吸入肺中，造成急性中毒的理由还有可能存在，但是，能够吸入肺中的粉末要必须细到很小的程度才有这种可能，以当时的技术水平还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纤细金属粉末。

　　鉴于年代久远，除非得到更多记载当时撰刻经文情况的历史资料，或者通过现代的DNA技术化验死者的遗骨，这样才能使百年的谜团大白于天下。

　　日军占领海光寺后，把这口钟转送给英租界工部局，作为消防警钟悬于维多利亚花园。南开大学八里台新址落成后，又被送到南开大学，从此成为南开大学的校钟。1937年7月28日，天津被日军占领，30日，作为海光寺惟一遗存的大钟随着一批图书和仪器设备被日军从南开校园中掠走，从此下落不明。

天津青年报
　　“海光寺”三个字是康熙写的

　　史书记载，当年海光寺的范围位于今天的南京路、万全道、新疆路、多伦道围成的区域。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272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研究所和海光新村一带。

　　记者来到海光寺当年的地址，发现这里已经全部被现代化的建筑所替代。记者对生活在这里的住户进行调查后发现，大部分居民对于海光寺曾经是日本侵华时期的兵营了解很多，但对海光寺是康熙皇帝亲笔命名却还是第一次听说。

　　湘音随处雁水禅堂

　　景悦龙颜赐寺名

　　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罗澍伟教授指出，清朝初期，天津城南门之外的官道两旁，河网纵横，坑塘密布，颇具泽国水乡的江南风貌，明代的天津八景之一“定南禾风”便是取自海光寺周围的这片田园风景。如果没有这片美好的景致，康熙皇帝是不会光临此处的，也不会欣然题名。

　　罗澍伟教授说，康熙44年(1705年)，一位法名叫成衡(字湘南)的高僧来到天津，见这一带景色优美，于是就在离南门三里的官道东侧修建起一座宝刹，起名普陀寺。因为周围地势宏阔，普陀寺显得格外壮观、宏伟轩昂，以致这里香火鼎盛，名噪一时。1719年，康熙南巡时驾临普陀寺，工于诗画的成衡和尚对答如流，康熙皇帝龙颜大悦，赐名普陀寺为海光寺。不但赐写了匾额“随处湘音”，而且赐给了海光寺两副对联，一副是“香塔鱼山下，禅堂雁水滨”，另一副是“水月应从空法相，天花散落映星龛”。

　　平桥积雪绿杨夹岸

　　寺周美景甲津门

　　上有所好，下必趋之。皇帝的青睐着实为海光寺带来了好运，以致官商纷纷捐金，对海光寺进行大规模修缮和扩建。扩建后的海光寺不但殿宇弘敞，而且围绕海光寺半里处开凿两道水渠，这就是海光寺的内河与外河，河边植柳万株。两河向北通护城河，东南通贺家口，向南有水闸控制导入海河潮水，内外河缺水干旱时就从外引水，内外河涨水时就排放出去。

　　海光寺成名后，其周围的环境也大为改观。当时的“津门十景”中，有所谓“平桥积雪”，即指寺北的一座西平桥雪后景观。一场大雪过后，通往西平桥的路面与桥面之上铺满了厚厚的积雪，踏过桥面的几行脚印延伸入寺中；一些飞鸟驻足在庙宇的屋檐之上，寄希在寒冷的冬日找到果腹的食物。平桥积雪为冬日寺院的特有景象，一时传为津门佳话。寺南建有南平桥，通向周围百余村镇；寺西北角桥下通官道，桥头有草屋数座；桥南绿杨夹岸，掩映红莲，春夏游人，人头攒动，所以这座桥被称为欢喜桥。传说，当时海光寺周围还遍植葡萄，所以也称海光寺为葡萄寺(学者怀疑为普陀寺之音讹传)。

　　1736年，乾隆路过天津时，为海光寺亲笔题写匾额，之后又陆续为海光寺写下了大殿额“普门慧镜”，大殿对联“觉岸正光明如水如月，法流大自在非色非空”；御书楼联“春物熏馨含慧业，名禽婉转入闻思”。海光寺因此声名更隆，时有高僧前来。

　　外敌入侵寺中签约

　　屈辱条约污宝刹

　　为这处风景绝佳的佛门圣地带来屈辱破坏，乃至万劫不复之厄运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的侵华。咸丰八年(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联军兵舰沿海河上行，于26日到达东浮桥，并盘踞于三岔河口一带，清军在海光寺外扎营。咸丰皇帝大惊，急忙派出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赶往天津查办。

　　桂良和花沙纳到天津后，见海光寺建筑华美，陈设精良，且周围有清军驻防，于是选定在海光寺楼先后宴请英、俄、美三国公使。当时俄美两国因为急于得到好处，条约很快议定，而英法自恃大军压境，态度极为蛮横，甚至拿出自己拟好的条约56款，逼二人签字，而且一个字也不让改。英国公使额尔金威胁再不签订条约，将带兵北上进攻北京，清政府只得让步。6月26日，中英《天津条约》在海光寺签字，额尔金在来海光寺时，竟然带着30多乘轿子，荷枪实弹的士兵500多名作为卫兵，英国的各级官员数十人，吹吹打打进了海光寺，将海光寺的院子都挤满了。第二天，法国公使也带来了200多名士兵耀武扬威地前来，美俄两国虽然没有这样蛮横，但也照样盛气凌人。从这时起，海光寺变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国家备受凌辱的见证，海光寺也因此得了一个诨名——签约寺。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攻陷大沽，并占领天津城，联军在河北望海寺设北营，城南海光寺设南营，这是海光寺第一次被外国侵略军占领。咸丰十一年，联军才因《北京条约》的签订和天津开埠，悉数从海光寺撤出。

　　八国侵华荡平庙宇

　　古寺惨遭灭顶灾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始重视国防的现代化和加强京畿防务，决定购置外洋军火机器，在天津设局制造。同治六年(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把购办的蒸汽机、化铁炉、和旋床等设备安置于海光寺周围的新建厂房内，作为天津军火机器局的分局，称为西局，主要制作枪炮并为东局机器做修配工作。史书记载：西局有八厂，共屋百余间，环于海光寺外。

　　海光寺最后一次接待要员是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5月)，主持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奕奉慈禧懿旨巡视天津、大沽及烟台、旅顺等海防，设于海光寺周围的西局为重要参观点之一。全寺在醇亲王到来之前只因年久失修，椽梁油漆脱落，殿内进行一些粉刷修饰，院落之间施置以格板，就成为了醇亲王的临时行辕。可见，当时的西局工厂并未对海光寺的主体建筑造成破坏，对寺庙的保护还是非常重视的。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华使海光寺遭到彻底破坏。在1900年7月9日，日军在俄、美、英军的配合下，将海光寺占领，庙宇全被毁坏。从此海光寺彻底消失，片瓦不存，仅余一条被外国人命名的海光寺大道(今西康路)，以及一口富有传奇色彩的大钟。